马尚龙：上海欢言谁与共
百来年前，因为创造了诸多 “远东第一”的纪录，上海便有了“大上海”的美誉。
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，“大上海”是上海的骨骼、相貌、血型、性格……还应该有一个“小上海”，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，是弄堂里的上海，角角落落的上海，锱铢必较的上海。小上海不是棚户区、下只角和收入低、学历低的人群，小上海是体现最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。
大上海和小上海，看似对立，实际上，大小上海的叠加，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。只不过很多时候，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，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缥缈，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质意义上的怀旧回望，对小上海之“小”，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、之通达上海周身，还是轻描淡写居多。
引发我这番思考的，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鄙的俗语两者间的“同途殊归”——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，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，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，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。
笃笃笃，卖糖粥，三斤胡桃四斤壳，吃侬肉，还侬壳，张家老伯伯，问侬讨只小花狗……这是最经典的上海童谣了。童趣，美好，幻象……谁都无法解释，糖粥、胡桃、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。不要紧，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。
童谣没有时代指向，没有贫富贵贱，无痛无疾，满足了童年的美好。
在童谣之外，还有一种哼唱，也朗朗上口，但是和童谣之间，看似完全不同的“三观”。
“1958年，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”“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”“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”……
一点不美好，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，塞满了日子的窘迫，生活的尴尬，体面的缺损。还很刻薄，让人备受讥讽、歧视和起哄。不管是在什么年代，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。
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，顺着弄堂，顺着学校操场，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，蔓延、传扬。
我把它们称为“俗语”。不雅，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，直达市井的笑点——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。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，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。
俗语，自有它不俗的内核。
俗语有稚趣，有野趣，有智趣，还有年代之趣。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，也是成人的语境，不像童谣，只是稚童的幻象。真要佩服俗语无名创作者的智慧。
俗语是杀器，重在精神杀伤；伤害不大，侮辱很大。但是这种杀伤，往往是自杀式的杀伤，或者说是自杀式的同归于尽。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，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时，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。比如用“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”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，贫穷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，谁都不可能脑满肠肥。
俗语很俗，却俗得有底蕴，每一句俗语，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，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。比如，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隐情的人，至今还被叫作“小喇叭”，谁能想象得到，“小喇叭”的梗，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台儿童节目《小喇叭》？
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。想一想，“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”，为什么弹的是琵琶，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？我简直怀疑，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，是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，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，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口拈来。
越是贫穷窘迫，俗语越是创造力想象力无限。如今，日子渐渐安逸，俗事少了，俗语也没有了。只是偶尔触景生情般想起了某一句，这时候的俗语，像是装了许许多多不同念想的漂流瓶，漂到了我思维的荒岛，打开来，漂流瓶里装着的，竟然是很多年前我们一代人漂出去的日子，一幅“珍宝”级的上海市井风情画长卷。
俗语就有了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意义，是回望上海贫穷苍白年代的一个小孔。
俗语的嘲是真的，笑也是真的，幽默在刻薄中滋生。市井之笑语，市井之欢趣，从未因为生活贫穷苍白而丢失过，甚至可以这么说，那个年代的欢趣值，高得不可思议。
上海俗语，就是上海欢言。加了书名号，《上海欢言》是我的新书书名。
欢言谁与共？你我世俗人。
李白有诗句写道：“欢言得所憩，美酒聊共挥。”大意是说，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，畅饮美酒，宾主频频举杯。陶渊明也有欢言诗句：“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”诗意更加直白，无须解释。以两位大诗人的“欢言”诗句，来注解上海人的欢言和上海的欢言年代，倒是别有意思的。
欢言是生活状态，且有生活情景。从中也可以推断出：有欢言的生活，一定还有有欢趣的日子。
有钱有滋味可以欢趣，无钱无滋味可以创造欢趣。弄堂、石库门的俗常欢趣，是欢言的母体。人人都有故事，人人都暴露在无处逃逸、无处隐身的舞台上，只在于舞台的追光灯是在追谁。有含辛茹苦的正剧，有自得其乐的生活剧，有鸡飞狗跳的闹剧；有奋发图强的励志剧；有眉来眼去的言情片，有咬牙切齿的战争片……
我不敢妄论李白和陶渊明“欢言”诗句之高低，但是完成《上海欢言》书稿时的心境，更贴合的似是陶诗——“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。”（马尚龙，本文节选自作者《上海欢言》自序）
南妮：喜剧的上海就在侬身边——读马尚龙新著《上海欢言》
“从1958年开始走向社会的85万妇女，热火朝天一阵子后，有一些重新回归家庭，她们既承受不了每天上下班的节奏，更看不下去自己孩子的邋里邋遢。”这篇《“紫丁香”绽放在1958年》的文章中提到的“紫丁香”，是紫药水点在孩子生癞痢的脑袋上，“用毕加索的夸张变形手法来描绘，那就是头顶上的紫丁香了。”套用马尚龙另一本书的书名《为什么是上海？》问：为什么是1958年？浮夸年代的热浪，被炎夏弄苦的爹娘，群体性出生的小癞痢……1958年，喜剧的精神就已经在上海的弄堂里奔腾。原来上海人一直有把历史的局限演绎成戏剧，把人生的困境拿来一笑的本事。《上海欢言》是上海可爱的故事书，也是上海珍贵的民俗学，喜剧的上海，是马尚龙的描摹，也是马尚龙的创见。
物资匮乏年代的流行语，如果与“食”有关，那是太正常了。“我不是吃素的。”“隔夜饭也要呕出来了。”“人参吃饱了。”“污搞百叶结。”“吃过洋面包。”“奶油包头，奶油小生。”——遥想图景，会心而笑，那些“食言”之下的“欢言”，它们透出多少时代文化的特征与城市习俗的犀利。作家妙笔勾勒的，是漫画般的叠影。上海，不大见迂腐的书生与狂飙的诗人，即使是历史性物资的匮乏，即使匮乏的是民以食为天的食，上海人还是在笃悠悠地自嘲，也以自嘲的勇气在嘲人。于是，大街小巷流行的俗语闪现着可观可喜的娱乐气氛。马尚龙认为，上海人有着自嘲精神，所以不怕嘲笑他人。“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。”喜剧精神来自于骨子里的刚强。
《亭子间春光秋色》一辑，“亭子间”上海文化的解读流光溢彩。马尚龙说：“逼仄的空间，挤迫式的天地，粗陋的表情，嘈杂与骚动……恰恰是缔造了最有画面感最有戏剧冲突的舞台。”外在需要文明，内在保护隐私。“石库门天生就是一个表演喜剧的舞台。所有石库门题材的影视剧，通常是轻喜剧风格。”要对生活有着怎样的热爱，要对自己有着怎样的信心，这个城市的人才能勇于表现：所有的窘迫里都有欢乐。笑是智慧，是力量，是创造，也是生命的诗意。《弄堂喜酒弄堂婚》，因为穷，因为“饭店重新开放喜宴是在1973年”。弄堂婚礼的酒水，摆在隔壁邻居家里。石库门喜酒最大的亮点是：新郎新娘“近亲结婚”概率很高。可能新郎家住弄堂的这一头，新娘家住弄堂的另一头。但是租的婚车出租车，是“要到热闹的地方兜一圈，又回到弄堂口，新郎新娘走进弄堂，算是乘过婚车了。”马氏冷噱，有着感人诗意。《夜饭连着夜报》里，一家之主的父亲，从下班回家到吃饭，吃好晚饭，“在老位置上坐下来，一张夜报，一杯茶，一支烟。”长幼有序，饭桌规矩，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。“螺蛳壳里做道场。”——尊、理、乐、美。它们都是上海人的道场。
以《现代汉语》一书闻名的汉语语法学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胡裕树教授是马尚龙的偶像。《上海欢言》与马尚龙系列上海题材的散文集一样，体现着他冷隽风趣、幽默恣肆的语言风格。修辞仿佛是终极目的，修辞本身产生灵感。上海应该是马尚龙最忠诚的修辞课。分寸、路数、市井，他的书是最文学的上海学，是最上海的风俗论。
马尚龙的《“沪版”老实人》一文曾经被无数读者点赞。他认为“上海是老实人的盛产之地。因为在老实人头顶之上，有老领导，有老法师，他们是上海公序良俗的隐形护卫者。老实人则是与他们组成三者合一的方阵。”“上海的老实人，是信任社会承诺的人；是服从社会安排的人；是接受环境生存的人；是律己高于律人的人；是追求人生格局的人；是习惯于有社会规则社会秩序的人；是将诚信定格为血型、将体谅当作责任的人。”
上海的老实人正是上海喜剧精神的缔造者。无论歌咏还是反讽，上海人心中的神诗意而遥远，他们通常以否定来表达肯定，以满不在乎表达深情。老实人免不了有些腼腆。腼腆可以是戏眼，琐细能滋生笑意。博士毕业的新上海人，千万不能低看上海街头的老克勒无名大叔。从沧桑的岁月中走来，上海人抓住生活的每一点材料自娱也娱人，他们永不沉沦。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·朗格说：“正像说话是一种精神活动的顶点一样，笑是感情活动的顶点——感觉到的生命力浪潮的顶点。一种突然的优越感，需要这样一种生命情感的‘升腾’。”上海有欢言，上海才发展。喜剧的上海，马尚龙虽然没有为上海作新的冠名，但是《上海欢言》真正将我们鼓舞了。“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。”（《上海欢言》自序）那么，上海人的笑，应该是蒙娜丽莎永恒之笑。(南妮)
相关问答
欢言酌春酒,摘我园中蔬是什么意思_作业帮
[最佳回答]快地饮酌春酒,采摘园中的蔬菜】读山海经(其一)(东晋)陶渊明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.众鸟欣有托,吾亦爱吾庐.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.穷巷隔深...(...
酒好备客难请诗词?
1、唐代:李白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原文选段:欢言得所憩,美酒聊共挥。长歌吟松风,曲尽河星稀。释义: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,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...
酒杯欢言打一动物?
鸡(喝酒水后剩酉,酉属鸡。酒杯欢言缺了美味的鸡又何来言欢呢?)鸡(喝酒水后剩酉,酉属鸡。酒杯欢言缺了美味的鸡又何来言欢呢?)
